野猪坳乡村经历了短暂的暴风骤雨般的运动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淡。乡亲们每天在生产队长的率领下出工劳作，晚上，每家每户吃完饭之后就早早地睡去。年轻的人有的凑在一起打扑克，闹得晚一些。要是碰到镇上的电影队来放电影，那就像过节一样热闹了。
老应就是搭乘镇上来放电影的手扶拖拉机来到野猪坳乡村的。
老应戴着一副深度眼镜。
他的眼中始终有种柔和的光，一看就是一个有知识的善良的下放干部。
他在大队部报到后，大队***主任就安排他住在大队部里的一间厢房里。他住的是西厢房，是碧玉曾经住过的那间厢房。老应来到野猪坳大队，在大队的农技站里当了一名农技员。
农技员老应一来，就给野猪坳乡村的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带来了那时候野猪坳乡村里极少见的玻璃纸包装的糖果，只要见到小孩子就给他一把糖果。工作组的组长胡来自从二狗被阉了之后收敛了许多，他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了，斗争的人的事情很少再有了，有时只是象征性地拉几个人出来斗一下。但只要他存在，野猪坳乡村的人就感到某种威胁。他是个不祥的人。不祥的人对老应发糖果给乡村里的小孩吃感到不以为然，他说，老应是在用糖衣炮弹腐蚀人民群众。野猪坳乡村的民众不理他，相反的对老应产生了好感，对这个温文尔雅的下放干部显示了极度的热情，因为老应就是下放了也还是个干部，不是斗争管制的对象，胡来拿他也没有办法。
老应是个淡泊的人。
他脸上看不到下放干部的那种苦恼和不快或者忧伤的神色。
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笑意，善良的冬日阳光般的笑意。这种笑意让野猪坳乡村的人感到陌生而又亲切。
老应其实不老，他才四十岁，四十岁的男人哪儿算老呢。大家叫他老应是对他的尊称，许多野猪坳乡村的人都知道他叫老应，而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应天祥。如果有人到野猪坳乡村找老应，你问村人：“应天祥在哪儿？”村人就会极迷惘地反问道：“应天祥是谁呀？”你要说：“就是老应呀。”村人就会大悟：“哦，老应，有的有的。”然后村人就会不辞辛苦地带你去找老应，直到把你带到老应面前，村人才憨厚地笑着离去。你如果对村人说：“谢谢你了。”村人就会说：“不客气不客气。”
老应的到来，在野猪坳乡村无疑是件让人快乐的事。老应来自遥远的省城。省城在野猪坳人眼里是天远路长的。野猪坳乡村没几个人去过省城，对省城的印象模糊而又向往。老应是个善良的乐天派，他总是在群众中间讲许多省城里有趣的事儿。群众都爱听他讲故事，所以，只要老应一到哪里，哪里就会围上一群人，老应的农技站里也高朋满座。这就显出了胡来的孤独。
胡来恨老应。
因为老应带来了城市的文化。
他无疑成了野猪坳乡村里解放后为数不多的城市文化传播者中最重要的一个。胡来在老应面前是个土包子，尽管他学着镇干部的模样，自我感觉与众不同。有时，胡来在老应面前也自惭形秽。他也偷偷地向老应学一些大城市人的做派。
野猪坳乡村的人开始普及刷牙就是在老应的号召下开始的。野猪坳的大多数人，每天早晨起床之后，都是简单地用水漱漱口，根本就不用牙刷和牙膏，为数不多的人用牙刷，但也很少去买牙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很奢侈的事儿。老应反复地对他们说，牙齿的卫生对人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他不会对这些淳朴的村民讲大道理，他用最通俗易懂的办法给他们启蒙。他会问一个没有牙齿的老头：“没牙了吃东西是不是很难受？”没牙的老头有些不好意思，他用手捂住那个窟窿，点点头。然后，他又问一个老是牙痛的年轻妇女：“你的牙变成这样是因为什么？”年轻的妇女摇了摇头。于是，他就传道一样讲起了刷牙的重要性。他还亮出自己整齐洁白的牙齿对大家说：“你们看我这牙，就是刷牙的结果。”大伙就笑了，笑时都露出了黄色的牙齿。在那段时间里，野猪坳乡村供销社的牙具生意特别好，供销社主任笑得合不拢嘴，他自己也用上了牙膏。
老应的文明让野猪坳乡村有了一种悄悄变化的新气象。
你会发现，年轻人的穿戴也干净整洁多了。
虽然他们不可能像老应那样穿白领子的衬衫，但那些粗布衣裳也浆洗得干净挺括了，不像从前油油腻腻的十天半月也不换洗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