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父在马邑扎营后，雁门郡守程亮和云中郡守屠谷第先后率轻骑前来马邑与主父汇合。
雁门路近，第二日程亮的八千骑兵就已经赶到，先行拜见了主父；而云中路远，直到四日后屠谷第的七千大军才匆匆赶到马邑。三军合为一处，共计二万五千余名骑兵，除了二郡留下一部骑军监视楼烦二部外，其他北地的赵军精锐皆齐聚于此。
因地处北境，常年与胡人交战，所以赵国的军制有别于中原各国，到是和秦国有些相近。
早在推行“胡服骑射”前，赵雍曾先后数次改革赵国体制，其中对军制的改革最为彻底。昔日晋国正是因为君权旁落，公卿大夫掌握了国中“上中下”三军之权，这才有了其后的“六氏乱晋”和“三家分晋”。而赵国立国后的百年间，大体沿袭的正是晋国的那一套体制，所以在立国之初军制混乱，公族和大夫们手中都握有一定的军权和大量的私兵，导致了赵国内乱不断，四度因为大夫以下犯上而君主更替。
赵雍正是鉴于此，才借着改革军制之名将臣下手中的军权通通收回，严格限制了私兵和家将的规格。在腹地推行县制，县令掌政事，直属于相邦；县尉掌军职，直属于大将军，因赵国未设大将军一职，故而由赵王直接掌控各地军事。令尉二职各有归属，平时互不相干，惟战时以令为尊。
同时又在边地设置了代郡、雁门、云中、上党四郡，郡守主管四郡军政，手提边军精锐，皆有赵雍心腹之人担当，且有御史为辅，主管军中监察和刑责，能直书赵王。两者互不相统，皆直接听命于赵王。
又借鉴魏国和秦国的变法体制，规定凡五十人以上兵员的调动必须有君主的虎符作为信物，虎符为两半，一半由赵王随身携带，一半交由将军。若遇战事，则赵王将随身带着的虎符托付将军，将军将虎符拼凑完整，凭此方可以调动大军。若无虎符调军，则以谋逆论处，当诛九族。
赵雍的此举改革，大大的削弱了士大夫手中的军权，将军队这个强大的凭仗牢牢的掌握在赵王的手中，只要军队效忠于君王，那国家内部就绝不会出现掌控之外的动乱。即便是赵雍退位后，为了表示对这项自己制定制度的遵从，便将虎符悉数交予其子赵何，他这次前来北地，也是按照程序手持王诏和虎符的。
但边郡的兵员调动却不同于内地，像雁门云中这样的边郡，长年与胡人交战，每次遇大战，还需要临时征调大批善骑射的边民入伍。若是事事皆要奏请赵王定夺，一来一回的路程就要一二月之久，必然会错失战机，这样会极大的束缚住了边军的战力。所以赵王将完整的虎符交由郡守佩戴，可以自绝军中之大小军事，五千人以下的调防无须请示邯郸。
而雁门和云中两郡互为唇齿，皆是赵国两块突入胡地的触角，向来兵员调动皆是一体。雁门郡守程亮为主帅，云中郡守屠谷第为副帅，共同节制这北地二万精骑，四万步卒，以及十余万可以随时征召入伍的边民。
只是这个程亮和屠谷第私交非但不睦，关系反而极为恶劣，才短短的几天相处，就在主父的前面争吵过几次，两人都指责对方治军不严，用人不善，数次出战延误了军机，相互揭短要求主父严惩。
这二人都是军中悍将出身，端是一样的火爆脾气，有一次甚至差点当场打了起来。主父却对两人的争斗不偏不倚，任由二人在面前毫无风度的吵闹也不多加责怪。
赵信起初还觉得奇怪，心想主父如此精明识人之人，怎么会把这一对冤家放在边地二郡做搭档呢，待看见了主父嘴角不经意流露出的笑容，略一思索这才恍然大悟。
雁门和云中二郡因为远离邯郸，郡守自主之权极大，反而王权的影响倒是有些力不从心。若是程亮和屠谷第两人一团和气的待在北地，赵雍远在邯郸反而是放心不下。唯有两人势同水火，互相瞪大着眼睛监视着对方，这样赵雍才能巧妙的把握住平衡点，遥控二郡。
所以只要程亮和屠谷第二人能识得大体，在战时能保持一致，赵雍对二人的明争暗斗大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此不闻不问。
君王之道在于平衡，御下之术的精髓所在是让臣属们既不生疏，又不亲如一家。其中张弛把握，便是做为君王的学问本事了。
待后续粮草辎重备齐后，赵雍便率大军拔营北上，浩浩荡荡数万铁骑穿过雁门和云中，巡视了十余座城池关隘，再转而西向，出长城进入了楼烦与赵国交界处的草原，径直向西，目标赵国国境最西端的高厥城。
这次出行程亮和屠谷第并未跟随，因为主父出巡事关重大，所以两人分别回到各自郡内保持戒备，将主力大军尽数调集边关，密切关注着楼烦、林胡二部的动向。令廉颇有些意外的是程亮临走前竟然向主父大力推荐自己，赞赏他为雁门第一勇将，举荐廉颇统帅他带来的一部二千骑兵，主父点头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