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一下胡惟德，这个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胡惟德（1863—1933），字馨吾，浙江吴兴人，北洋第十位。
一九八八年以算学中举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清末历任驻俄使馆参赞，一九零四年使俄钦差大臣、外务部右丞，一九零八年使日钦差大臣，一九一零年外务部大臣，一九一一年清末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副大使，一九一二年民国唐绍仪内阁任外交次长，历任北洋驻法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公使、驻法国公使、一九二零——一九二五年驻日公使、一九二二年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理事、一九二六年北洋外交总长兼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一九二七年一月又任内务总长，十一月北洋平政院院长高级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一八——一九二八年四次连任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等职，一九三三年病逝于北平。
胡惟德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曾多次担任驻外使节，后任民国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参与并见证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是书写晚清与民国外交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子胡世泽也是著名的中华民国外交官，是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
等盖好印后，胡惟德捧起清帝退位诏书，大声念道“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遴员与民军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
“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高辍于途，士露于野。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欠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诏书文笔典雅清婉，据说出于前状元张謇之手笔。
一个退位的王朝。有什么权力指定某人负责组织政府?“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段话显然是不该出现在“退位诏书”中的。有人说这是袁世凯在给自己当总统加保险，其实多半是冤枉他了，因为这段话是隆裕太后坚持加上的，因为和革命党相比，她更信任袁世凯。
在念完诏书后，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便宣告结束，胡惟德拿着诏书，领着各大臣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再次三鞠躬，随后便退出殿外，从此就不再是清朝的大臣了。
千秋万代终是梦，俱往矣，换了人间。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
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九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语凄惨悲凉，为世人所知。
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他们治国或许无方，但从人品上看，都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谈判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这也使得国家免于分裂对立、人民免于兵燹浩劫。这种姿态与举动，无疑是识大体的，是国家之幸，万民之幸。
任何历史事变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为了埋葬封建帝制，有千千万万的人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但这其中，总有人做出了较大贡献，比如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
有一个人的名字也必须写进史册，就是隆裕太后。
不是所有的变革都是需要流血的，清廷就实现了和平交接。只有经历过战乱，目睹战争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的人，才更能懂得和平交接有多难得可贵。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差不多是首创，因此，隆裕太后对此所作出的贡献，就越发值得后人铭记。
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务部大楼，当众把这么多年来一直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高举双臂大声宣告让我们一起进入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