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
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
“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
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
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训令，加入三国警告。
于十一月三日亲赴外交部与陆徵祥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
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十一月十二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徵祥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将变更国体之事缓行。
十月二十八日，更有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
“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
“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
“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列强为什么对中国的国体变更如此敏感？当然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旦恢复帝制中国必乱。而中国乱就会损害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用不着多大的洞察力，这么简单的事，几乎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到。
袁世凯等人都是很有见识的人，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呢？这或许就是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人总是容易过高估计自己，大家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一个人真正能做到有自知之明，并非易事。权力和高位对人的吸引力之大，实是局外之人很难想象的。何况高高在上惠及子孙的做皇帝的大位呢？历史上为得到这个位置，父子兄弟都可以相残，或许这便是利令智昏。
外交部陆徵祥总长于十月二十八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
“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