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郑孝胥、夏敬观这一些社会名流忙于诗坛和文坛，对校务毫无兴趣，但公学的民主政体已经受到严重压抑。原来公选的干事改为由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而且新校章取消了评议部这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立法机关”。这就激起了广大同学的强烈不满。他们抓住校章上“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的“法”条文向校方表示抗议，认为三位干事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取消评议部也是非法的。
为此，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类似于现在的学生会组织。校友会与三位干事争议了几个月，终于达成了由全体学生修改校章的协议。又费了几个月，开了许多会，校友会把修正意见整理出了一个草案，议定一本新校章。谁知校章草案递上去后，监督与董事均不承认，于是双方的情绪冲突便不可避免。“修宪”成了这次大风潮的导火索。
190年旧历九月三日，校友会召集大会，向全体学生报告关于新校章交涉的经过。大会未散，监督贴出了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改订校章之权，把先前三干事与全体学生达成的协议撕段了。紧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是“集会演说，学堂悬为万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
从中国公学分立出去的新公学，同学们顶住了一切困难，一心一意要把新公学办成一所教员好、功课紧、管理严的好学堂。
因缺少教员，新公学的教务千事李琴鹤要求胡适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教员，他深信胡适当时的英文程度足可以当一名合格的英文教员。条件是：每周三十小时课，月薪十元。因为是自家同学当教员，薪水不能领全额，需得拖欠一部分。
胡适答应了，原因很简单，他的困窘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继续求学。聘为教员的被信任感与荣誉感使他感到欣悦，而巨大的责任感，又使他一开始，就十分认真而热情地面对自己的这个全新岗位。那时他还不足十七周岁。
胡适当了一年新公学的英文教员，每天上课六小时，还要批改作文卷子。胡适教书生涯的第一批桃李中，出了几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如饶毓泰、杨杏佛、严庄、张奚若等，他为有这样的优秀学生而感到自豪，也为自已没有误人子弟而感到欣慰。
胡适后来说：“以学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又说：“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候和王云五两位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却喜欢把英语文法的结构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
《竞业句报》的编辑锻炼了胡适的白话作文能力，当新公学的英文教员则磨出了胡适扎实的英语水平。而这也成为了他后来人生的两个重要基点。
中国新公学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支撑了一年多。老、新两个中国公学在竞争中，尽管新公学的声望比老公学高，学生也比老公学多，但新公学的经费拮据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境地，一年之中亏空已在一万元以上。
尽管同学们大家经济上同舟共济，学校仍是入不敷出。教员欠薪或拿不到全薪，干事处常常受到各种捐税部的责难和警告。前边说过，主要干事朱经后改名朱经农因经费困难忧愁过度，曾经神经错乱地跳到一条小河里，幸遇人救起，不曾丧命。
学校虽然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募捐团四出活动，毕竟短期内没有相当乐观的效果。也就在这个时候，老公学又发出了调停合并的信息。“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便一天不得安稳发展，更怕新公学的募捐成功，对立局面便更会旷日持久地僵持下去。
老公学提出相当宽厚的调停条件，期望将新公学归并回来：
一、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以回去；
ニ、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
三、新公学所有亏的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担负清偿。
靠一班少年学生的热情和精力办学，究竟不能持久，新公学方面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个调停条件。所以到了1909年旧历十月，新公学正式接受了调停条件，决议解散，愿回老公学者，自动回去。
大部分学生回去了，但仍有多人不回去。胡适就是死硬派中的一员。